剛過去的香港渣打馬拉松長跑活動，創紀錄地有五萬人參加，身體不適的跑手有五千多，其中有一人情況危殆，另一人不治死亡。事後，各大專院校體育系專家出場發表意見，指出參賽者的身體狀況是造成這麼多人不適的原因。另一個原因，有人歸咎於空氣質素欠佳，因為早在活動之前幾天，空氣質素很差，但因季候風到，吹散了空氣中的懸浮物，能見度也有好轉；作賽當天，大會評估空氣情況適合作賽。

 

香港空氣之差，屬於一個環保的問題。香港有說是石屎森林的典範，高樓大廈林立，也影響了空氣之流動。由於車輛排出的廢氣久久未能散去，加上大陸那邊的污染物隨風而至，造成香港空氣污染的問題。各界對此都有關注：靠駕車為生的司機們，不時要為自己的車輛排放過量的廢氣而負責，計程車全線要改用石油氣以減低污染，政府要跟大陸不時洽商工廠對污染所造成的影響。

 

香港人長期生活在這個空氣問題嚴重的地方，一系列的呼吸道都市病差不多人人有份，不是氣管收縮，就是鼻敏感。經濟學家指出這些都市病都會降低生產力。從身體健康以致經濟效益，空氣污染這環保問題都要有長線的計劃來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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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這個環保的問題，我想起全球暖化的溫室效應。各國為了這個現象，決意草簽京都協議，表示願意有計劃地參與減低全球暖化情況。惟美國在這議題上不肯參與，多少都是為了保住國內的工業發展。因為環保雖然是一個弄得好會有助經濟發展的事情，但要走到這一步，龐大巨額的投入是少不了。可能的情況是，在未見到勝利以前，死亡已經臨到。

 

美國教會界部份成員在這事上與政府唱反調，她們搞了宣言和一些行動，表達了信仰於環保這問題的態度，我認為這實在太可喜了。因為長久以來，基督教會在全球的議題上的回應都不多，能有這樣醒目的行動，很值得鼓勵。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擊Evangelical Climate Initiative。

 

有趣的歌曲，強勁的節拍，混合了一些印度音樂味道，是鄭融的「緊箍咒」。

 

陳少琪將歌詞倒轉來填，一絕。

 

對唸咒這行為來說，我想許多時候都是相信了咒語中的神秘力量，而對咒語中的內容少有追究。若文字本身有著超越的維度，並超過了字面的含義而足以自存，那麼咒語可能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除此以外，也有各宗教中的經典。

 

唸經在某程度上是一種向神明呼求的行為，那裏先要有生活的種種喜怒哀樂，所以向神明祈禱，若沒有對生活經驗的感覺，祈禱求神便變得沒有意思，也沒有必要。因為神明是活在與我們不同的世界，祂們大概不需要我們用來溝通的語言。

 

「緊箍咒」那倒轉來的寫作，將咒語本身也倒轉過來。一邊聽，我便一邊作一種倒轉的記憶，將先前的放到後面，將在後的文字放上前面，但因拍子的強勁與快速，我重組咒語的可能被推到一種不可能上面。當然，咒語的完全被理解而失卻本身的超越維度本來也是一種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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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箍咒  
作曲：楊毅@Soda  填詞：陳少琪  編曲：Tim Ngoh@Big Jin Productions


唸要先　夠不資天　咒箍緊唸
咒箍緊唸　記緊信善
篇兩唸要先　闊海空天　咒箍緊唸
咒箍緊唸　人從難天

＊不問不追　唸經將元氣結聚
　如失落空虛　從未說給你知　豁出去
　誓不放出眼淚　誤中副車
　一雙一對只可暢聚

　一念之差　定必反令你畏懼
　如不是必須　誰願成佛昇仙　孤單下去
　就由你　自行脫罪

　我馬步夠穩　疊羅漢　未嫌太累
　我任你手法故弄玄虛　亦含笑安睡＊

＃唸要先　夠不資天　咒箍緊唸
　咒箍緊唸　記緊信善
　篇兩唸要先　闊海空天
　咒箍緊唸　咒箍緊唸
　人從難天　綿纏綿纏
　利地時天　綿纏綿纏
　人從難天　綿纏綿纏
　逃難才人愛靜平情心將要先
　棘斬荊披苦痛是頭前＃

repeat＊

唸要先　夠不資天　咒箍緊唸
咒箍緊唸　記緊信善
篇兩唸要先　闊海空天
咒箍緊唸　咒箍緊唸
人從難天　綿纏綿纏

repeat＃

 

I puzzle for how the poor management of such a big international company made. Was there any hidden planning? Or it was a kind of advertisment?

 

Said that the disneyland had not calculated the situation we faced is unreasonable,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first Disneyland in the world.

兜兜轉轉，又在這裏張貼文章，並將過往張貼於blogspirit的文章大部份上載這部落格。

 

這次重臨的原因有二：

 

一、blogspirit大陸看不到，國內的朋友未能交流溝通。

 

二、blogspirit常常發生系統故障，加上家中電腦年時已高，所以有時連自己的部落內容也看不到。

 

往後貼文，會先在msn，然後再放到blogspirit那裏，實行一稿兩貼。

 

不過今次重臨，要再適應這裏的格局，有不少新增功能，慢慢學。

在友好部落格上被點名，列出五本影響自己的書籍。書單如下：

 

1. 《聖經》。研讀它是一件充滿甜酸苦辣的事情，從其中的見證裏看到，上帝竟然愛我。

 

2. T. F. Torrance ed., Belief. 這本書在求學的時候常讀。當時我對信仰跟科學之間的關係很好奇，它為我解了疑難，提出兩者互補的關係。

 

3. Susan Sontag(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雖然書中只以肺結核和愛滋病作話語研究，但它使我在遇到別人及自身的疾病時，給予了一種坦然對待的力量。

 

4. Edward Said, Out of Place. 薩依德的童年至成長，一直將思想關連至自己的民族，那份所寫所做均誠實地反映自己的氣骨，為我所景仰，也常在自己的失敗中向他學習，讓自己可以懷有赤誠之心生活。

 

5. Henri Nouwen,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盧雲默想著Rembrandt的畫作，進入聖經中「浪子回頭」的故事，其反省很感動我。這也是其中一個我最愛的聖經故事。

每年一次穆斯林朝聖之旅Hajj，我們都會聽到有朝聖者死於過份擠迫(stampedes)之報導。數字顯示，過去二十年，死於Hajj朝聖之旅的人超過三千。今年的Hajj已有三百多人死於通往麥加的擠迫通道上。有人會問，何以每年都死人，仍會有人千里迢迢去朝聖，他/她們莫非不怕危險麼？又或者，有非穆斯林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或會說，這等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在戰爭上死不去，現在自己找死，可見他/她們真是邪惡至極。

 

雖然每年的Hajj都有人死去，但是對於朝聖的總人數來說，其實只屬少部份。以今天的Hajj規模為例，便有二百五十萬信徒參與，死去三百多四百人，沒錯是可惜和難過，但佔的百分率仍是少數。當然，一個人的死亡在現今講求人權文明的世界也會被視為太多，足以吸引全球的眼球盯住不放，更何況是三四百條人呢？！然而，在這麼冠絕全球參與率的活動來說，我想就是交由美國來主辦，也沒有百分百的信心確保一個都不能少。況且，朝聖不是參與奧運會、世界盃等類型的消閒消費活動，它是背負著對神聖的膜拜進行的苦修之旅。

 

我們可以從近年發生在峇里的兩次恐怖襲擊事件作相關的思考，以梳理一下對Hajj現象的疑問。雖然有人會因為峇里發生過恐怖襲擊而另選地方旅遊度假，但抱持「沒有這麼巧合」的心理前赴峇里的遊人——以澳洲人居多——仍然是大多數。整個世界雖然是充滿風險，但是大多數的風險都是為了方便理性客觀管理而被定性的，目的是要在風險中去除風險帶來的損失。其次，在保險的角度來看，風險的提出也以尋求更大的利潤為依歸：說你有這種那種病的可能，說全球愈來愈多人有這種那種病，目的只在要你相信你就是/將會成為其中的一份子！結論簡單不過：非買保險不可。而當你購買了人壽保險或旅遊意外保險，你對保險所保障的範圍便會放心一點，故此，你會免卻了那必須的謹慎，然後盡情投入那可能令你受傷的危險活動中。正是這樣，你從與保險公司的交易中，恰恰也換來了較原來多一重的風險。保險公司給你償還的是那住院和手術的費用，但那導致入院的風險，保險公司卻沒有為你提供過保障，而你卻在交易過程中以為已在保障中包括在內，或者，你已將這部份也不自覺地懸空了。

 

Hajj跟我們一般所想像的意外有所不同，因為我們所想像的意外是可以改進和避免的，潛台詞是我們將群眾平面化，認為他們是一個單一思考的機械，只要配合適當的操作，便可以防止錯誤的再發生。但不斷地於Hajj發生傷亡，這種意外所反映的，並非是管理安排的問題，而是在管理安排以外發生的事故。除非我們將在各地大型活動中的人潮管制措施應用至Hajj，否則悲劇還是會發生的。我甚至會認為，就是用人潮管制去規管，也免不了死亡的發生！昨年香港盂蘭節派米事件便是最佳例子，警方就是每年都有充足的人潮管制安排，但仍有婆婆因輪平安米而中暑甚至死去，原因因此就不能算到管理的問題上面了，因為這已超出人潮管理的問題。而對這含宗教性活動立法規管麼？有誰會敢以地上律法向著宗教的神聖作出規管和挑戰呢？

  

我會為到沙特阿拉伯每年一次穆斯林朝聖大會成為世界的焦點而感到傷痛，原因是這等悲劇被過份地高揚，以收上文所說對穆斯林Hajj諸多負面態度、評價和印象，以為從死亡的數字中正目擊到一種不文明、落後於人的野蠻行為在發生。穆斯林一下子(再度地)被西方及原始東方主義所妖魔化。(薩依德語)其實為期六天的Hajj，所宣揚的豈不也是西方基督教或猶大傳統一脈相承對上帝的熱情和倫理信念的宣告嗎？那種平等和對傳統的回憶，豈不是西方社會所要重拾的精神文明？ 在進入麥加之先，朝聖者都需要在城外進行潔淨禮，一切都有規有矩，他/她們還要穿上ihram，一條白布，象徵著除去了各種階級和文化之隔閡，互相尊重，彼此平等。在Tawaf時，每一個圍繞著Ka’aba(那個以黑色布幔圍著的正立方體，被認為是亞伯拉罕和兒子以實瑪利所建)逆時針而進行祈禱的朝聖者，口中都唸著「Here I am, O God, at thy command」(按上帝的命令，我在這裏)。Sa’i時，朝聖者需往還Safa和Marwah兩山之間七次，以回憶夏甲和以實瑪利流落曠野的苦路。還有在Mina、Muzdalifah過夜，穿越Arafat平原等等的路程，全都是朝聖者以身體步履穆斯林傳統的歷史，以回憶上帝對其先祖各方的愛眷。但是，如此井然有序的路線、行動和意義，我們沒有去認識，眼巴巴就是從傳媒中看到「幾百人死在朝聖路」的大字標題。我們從美帝國主義那裏植入了「死—穆斯林宗教—非理性」的連鎖反射程式，一見到某兩個原素發生，我們就會啟動這個認知，並指向恐怖主義。 過去的恐怖主義襲擊，其中有西方的外國人參與其中，令到這條公式不能通達。但是意識型態的威力，正在於它把與其系統不能合模的東西隔絕，然後安放在一個叫「不正常」的特定位置上受其規管。同樣，這些參與恐怖主義的外國人，不是受著穆斯林的擺佈，便是在精神上受了穆斯林的割禮。

 

穆斯林—阿拉伯，一個不是鐵板一塊的群體，它同樣有著多元、和平的精神傳統，在全球化下，它沒有的只是被西方佔據了的符號性「西方」。

 

「寫於2006年1月24日」

《羅馬書》一開首給我們說明了上帝揀選的準則。那不是如選舉投票一般，在云云眾生之中作好與壞的分辨，然後挑其中好的來賜予救恩。也不是如早前台灣總統選舉，台灣的人民說，他們是從兩個爛橙(橘子)裏選較沒有那麼壞的。在人的層面，我們當然可以分別出一個人的好與壞，這是根據於我們對事物的相對價值準則來評定的。譬如一個好人，他/她應該有一二三四五六樣的特徵，然後我們給他/她一個好人的標籤。這樣，我們要問，在得救的事上，究竟我們是用甚麼準則來評定一個人合格與否、配得救恩與否？這豈不是以上帝的準則、上帝的標準作抉麼？好了，從上帝的眼中，保羅清楚指出，眾人都犯了罪。再說，那罪不是別的，而是種種人的「是」(自以為是)。上帝的「不」在這裏進行審判，宣判了判詞。在上帝眼中，人全都是壞的，那裏沒有分別，全都參與了那個與上帝為敵的集團裏，不論猶太人或外邦人。這樣說我們就脫離了從律法給人作判斷的基礎，轉到從恩典來評定人裏頭。(雖然律法本身也足夠地論證人對上帝的不敬不虔，但是，那還是一種特殊的事情，是因人而異而有所不同的判定；這人犯了姦淫，那人犯了偷竊，然後按著所犯之罪量刑處分。)因恩典不是律法，它超越了律法(律法是帶有歷史性和時空限制的)，為律法作了全新的解釋。以恩典之尺來量人，帶有普遍的意義，因為恩典就是不講條件，不論受者的種種而送出的，它先於律法，其中參考點不是人犯了這些那些罪行(sins)，而是人生來要向恩典回歸但未果的困境，簡言之，我們生來就是破碎的，然後我們努力尋找各方的東西事物，希冀藉以形構上帝的形象，然後存放在心中。但這都是一種自戀式的投射，有如一人對著鏡子觀看自己，誤認了鏡中人便是自己(那裏充滿了幻見(fantasies))，進而將鏡中的影像內化，形成了自我(self)。從鏡裏我們會發現，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完整美滿的。在內化那些自欺的種種事物(偶像之物)過程中，或說在這種從鏡像誤認自我的過程中(保羅曾說我們以往都是憑著外表認基督，但如今卻不然了—哥林多後書5:16)，我們忘卻了使徒約翰的訓示：人離開了上帝就不能作甚麼。保羅也用上了這個比喻，在11章中提出了橄欖樹與枝子的關係。如此，從啟示中，我們從新一次被提醒人是破碎的，必須依靠基督方能重新組裝合宜的自我。這從基督裏重組的自我，必然是不同於世界的。因為基督在福音書上的記載說明，基督和基督信徒與世界的不能合模。教會是宣告著天國福音的共同體，連結於基督這個為世界所急於除之而後快的症狀中。

 

「寫於2006年1月16日」

2005年12月20日，《經濟學人》上出現一篇題為 Jesus, CEO 的文章。全文穿梭走訪美國超大型教會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提出宗教與企業結合的新現況分析。

 

對於香港的信徒來說，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這名字確實不會感到陌生。因為差不多每所教會也擁有由這所教會所出版關於其發展策略的中譯本。作為國際性都會的香港，就連教會發展也要跟著市場走，「大」和「多」在商業運作下便成為了一種迷思，也化為一種都市式的追求。

 

《經濟學人》這篇文章的內容絕不新鮮，但對於不大留意教會發展的信徒或朋友，可能他/她們能夠看到的不單是宗教世俗化的圖畫，而是借助宗教而加速生產的現象。這進一步回歸到韋伯同途的立場：經濟發展跟宗教信仰息息相關。

 

「寫於2006年1月4日」

2006年，胃口不錯，從書架上挑十本書閱讀，希望令生活愉快充實。若你案頭有這些書目，不妨分享交流一二。

 

1. Creston Davis, John Milbank, and Slavoj Zizek eds. Theology and The Political: The New Debate. Duke. 2005. 

 

2.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orton, 1998.

 

3. Jacques Lacan,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1972-1973. Norton, 1999.

 

4.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Harvard, 2002. paperback edition. 

 

5.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U. of California, 1988. paparback edition.

 

6. David Boyle,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vy Press, 2004.

 

7. 戴維‧赫爾德等著：《馴服全球化》。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8. Arthur Bradley, Negative Theology and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Routledge, 2004.

 

9. 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迷思》。牛津出版社。1999。

 

10. John Milbank, Being Reconciled: Ontology and pardon. Routledge, 2003.

當眼前好像無路可行時，車子統統給阻塞，有人會不斷地往前引頸觀看，有人則做著可做的現成手頭工作，有的則在回億。

 

回億，可以是一個大歷史，以讓政治繼續正確下去。回億，也可以另闢新徑，從偏僻、病徵裏頭發現what if。

 

是的。又是病徵，最近酷愛至極。它要在歷史的流動中提出一種異數。它不被大眾所接納，它不容於政治正確的理性行列。病徵出現於一個人之中，他/她便被送到精神病院。傅柯研究它，看到甚麼是主流權力下的「不正常的人」。

 

聖經中有一封號給歷史聖賢，指他們為世界上「不配有的人」，這豈不符合這「不正常的人」，並與「病徵」相依？無奈，今天我們太愛這個世界，太愛跟它打交道，太愛它對病徵的排拒。

 

文化大師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歷史唯物論的復興找來了神學的協助，我認為這樣正是上述所提出關於病徵的確切理解。他愛歷史和回億，將原初The Arcades Project中的副題聚焦到兒童身上，這點跟耶穌基督喜愛世上小孩，並以「天國之最」之崇高名稱加冠其上一樣。本雅明眼中的兒童是一個成人世界以外的世界，她本身的統合性和經濟運作思維，跟成人世界可謂背道而行。閱讀本雅明，大概可以清晰地聽到猶如耶穌基督同樣的呼召：若不回復到像小孩子一樣，大家便上不了天國——換句話說，我們便要下地獄。這地獄，或許便是現在的成人世界：當下便是地獄。

 

「寫於2005年12月21日」

民間學者文思慧在「自行運動」中，以《港式反世貿，小罵大幫忙》為題撰文評大型國際非政府組織(BINGO)樂施會。全文重點在於批評樂施會和香港民間反世貿聯盟召集人所倡導的思維：「自由貿易無罪，罪在不公平競爭」。文稱自由貿易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個由已發展國家所建立的遊戲規則之上，對發展中國家指指點點，並進行剝削與改造。

 

當發展中國家的大米綿花不夠競爭力，那這等國家便要嘗試種稙可可豆，然後製作朱古力，以踏上經濟生產轉型的道路上去。我看，這種轉型不是別的和新的事物，放回到殖民時代的經濟學，非洲窮國豈不是在歷史中曾出現這種被逼性的行動，以致今天她們仍要花上龐大金錢向外國購買必需品，令到她們一方面種稙出來的農產品被壓價，另方面又要應付出入口的逆差，最終國債高企，人民生活在重負之中。

 

世貿全球化，文思慧為這種由發達國家所主宰的惡行提了一個出路，那就是減低依賴，走上自給自足的道路上去。她身體力行，在香港這片土地上作一個學習農民，實行自給自足的生活。當人能減低對事物的依賴，人的慾望也自然較容易得到滿足。全球資本主義所售賣的無他，是一種「無窮的慾望和匱乏的資源」的軟硬兼施策略。

 

對於樂施會這些BINGOs來說，她們所主張的是投入全球化的遊戲之中，快速地減低這一代的貧窮問題，但這與永久脫貧的冀望，其實是背道而馳。農業社會，對金錢的依賴性不高，它不必然需要貨幣作為經濟交換的中介來運作。還看今天的農業，已成為一種工業，著重大量生產，超過一個家庭或一個小社群的需要。因著這種多餘的發生，因著工具的發明，積蓄行為便發生，貿易交往便漸漸形成，最後與農業操作享有同樣的社會份量，甚至猶有過之。

 

對於由農業進到工業再進到服務業，現代社會稱這過程為進步。但當「進步」啟動，科技開始發達，人的生活質素是否得到了改善呢？我們今天用以反映經濟發展的指數GNP及GDP，所計算的不過是經由貨幣流通過程所產生的升跌，沒有將非貨幣效益的家庭主婦納入其中。被排拒於指數外的婦女對社會家庭健康發展的貢獻我們不理，只管向錢看，這是一種文明嗎？更諷剌的是，當大量婦女開始投入勞動市場，指數的值便會自然增加，但因婦女離開家庭而進入社會參與生產，家庭的需要便要以另一筆的金錢來處理，如此，社會工作、家務助理便應運而生。政府投入更大的金錢來解決社會問題，這些金錢最後也被納入指數的算計裏，造成了一個不能反映社會健全與否的偽增長數值/雙重增長。且看現在中國每年國民生產總值有8點子的增長，但不論食品問題、環保問題、貪污腐敗的事仍不絕於耳，這可見得高增長值，不單不能有效地反映社會的進步，並且隱瞞了發生中的惡。

 

香港政府近年不斷強調社會現正進入知識型經濟，所以人人要進修，資歷架構的建立應運而生。常見的情況是，一個打工仔，一天工作十至十二小時，放工還要計劃進修一兩個學位，考取被認可的專業資格，不能擢升也可以保住飯碗，這樣的消耗，換來了金錢，失去了生活。BINGOs的立場是，努力找一個延長受苦的狀態，跟老闆洽商一個較長的緩衝期，讓僱員進修不要急速地在兩年內完成，儘量延遲僱員入土為安的時間。而文思慧的激進，是棄官從農，自給自足，不再玩一個不由自主的遊戲，而投入「自足者，貧亦樂」的生活去。畢竟，貧與富皆不是天然本質的價值，而是歷史發展的產物。

 

今天在會場內的議論，所能產生的結果一定不能給予農民一個新生，但可以是緩衝，讓農民在未能立時建立自己的遊戲規則時，不致立時債台高築，最後萬劫不復。

 

「寫於2005年12月17日」

12月4日，香港有反政改方案大遊行。行列中，被國際喻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突然插隊，引起哄動。往後數天，新聞紙不斷就陳方安生之現身大書特書，有說她的出現「騎劫」了這次的大遊行，有指她不滿曾在公共頻道上售賣政策方案，有評論她往後的表現對泛民主派的利害。這些評論分析都值得各界關注並觀察其發現與實現的可能。而我的看法，卻將這次陳太與大遊行的關係聚焦於「距離太近」之上。

 

古教父奧古斯丁曾表示：性是在屎與尿之間發生的。我們可以看到自古以來對性的含糊，多少是因為生殖器官跟排泄器官太過接近，以令人對性產生出污穢的感覺。隨著性愛大解放的宣傳從美國嘻皮年代發生的那刻，我們對性的論述也漸漸更改，認為性是一樁美事，是上帝所賜給人類的恩物，是享受和快樂的高位。然而，奇怪的是，我們從美國的保守主義行列中，又發現了性事被置於政治角力下成了手段的情況，經典例子便是色情電影《深喉》。當性被指為美好，受人所追求，以致能擢升至道德層面被評定固定之時，性便被改造生產出價值出來。這種價值是危險的，因為它能點燃暴力的藥引。

 

弗洛依德曾表示過，糞便在兒童的口腔期時，猶如陽具。保持著糞便在肛門內，及至排出，整個過程使人獲得快感大轉移。一種資本主義對積蓄(禁忌)到消費行為所獲得的快感在這裏獲得解釋。糞便(陽具)的被排出(閹割)，被看見，是一件有趣的事。Zizek認為，人與動物之別在於人類會為到怎樣處理排泄物而傷腦筋。他在《幻見的瘟疫》一書中，便就這個問題分析了英、法、德三國人民為處理糞便而設計的抽水馬桶。好玩的是，他隨後便就著上述三國的女士們如何修剪陰毛而進行討論。從這裏，我們看到了一種關於生殖器官和排泄器官在位置和距離上的關係一併被思考的例子。

 

正因為生殖/性與排泄在位置上出奇地靠近，進而發生了一場對清潔衛生的觀念的設置過程。在口腔期的兒童眼裏，屎尿本不是一回以潔與不潔來定義的東西，反而，它是一種屬於自己，從自己而出的東西，這東西如陽具一樣，被兒童看為寶貴之物。兒童世界是最懂得德里達(J. Derrida)關於禮物解釋的，他/她們會將糞便把弄，或是如顏料般塗在牆壁上，或是將它當作禮物送給父母。但是，成年人對這往往不以為然，並且看為不衛生、不潔，所以便會對成長中的兒童教授控制排泄之法，精神分析學一般會以這作為一種社會化的過程來理解。

 

一種對潔與不潔的關懷，在傳染病學發明之後，以糞便作為細菌傳播的一種渠道予以解釋，所以處理排泄的重要性也變得突出。但若我們將這個傳染病學得以發展的肇因作思考，一種關於死亡這最普遍的事情便自然不過地被提出來了。西方哲學喜愛將生死愛慾這四個字並排而論，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看，對死亡的重視，弗洛依德提出死亡驅力，在在讓我們為生與死建構出一條思想路徑，那便是「未知死，焉知生」。有死才有對生的演繹。而對愛慾，情況也是相仿，是從慾才發展出對愛的解釋學。精神分析所關注的是死和慾，由此出發，我們可以清楚探詢關於一種充滿歷史性的「生存」和「愛」。

 

死與慾，本來就是最原始自然的事，但也由於它們太過平白，過份日常，所以對它們的關注顯然不是一回重要的事。丈夫與太太朝夕相對，跟太太共處便成為了自然不過的日常平凡事，所以一天兩天沒有幾句交談有時也不太為意。平常事總是慢慢的、是滲透的，所以改變也往往是漸進的、不以為然的，如用冷水煑田雞一樣。然而，當平常事遇上了崇高的「生存」和「愛」，便出現了一種替代(displacement)的情況，「愛」與「生存」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引起各界的關注。這不是別的，只因為這些崇高太像一種意外，有時更近乎病徵(通常並不是病徵，而是偽病徵而已)般發生。

 

聖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中說了一句真話可供參考，他說「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這裏聖保羅提出了愛在基督耶穌為罪人死的事情上顯明，在在衝著日常經濟交換原則而至，成為一種與平常截然不同的「病徵」(symptom)，用以建立一套全新愛和恩典的秩序，以產生對救贖的神學理解。

 

崇高的「愛」與「生存」，之所以發生及被遇見，無他，只是因為有著平凡的死與慾作為背景支撐。沒有了人認為的普遍性平凡，「愛」與「生存」根本就只可以是空談、無根無色。生死愛慾，彼此之間的距離實在太接近了，接近到一個地步，拉康(J. Lacan)指出真、善、美，不過是假、惡、醜的極至而已。在非洲每天受著戰禍、饑荒、死亡的威脅的人，和平、愛、生存、飽足，對他們是有真正意義的事情，今天竟然變成了各個大國的內政議題般隔靴搔癢地上演的政治秀。在所謂文明的世界背後，恰恰相反，和平、愛、生存、飽足變了平常事，而戰禍、饑荒、死亡則被視作崇高以追逐高揚。

 

試問，那一個發達國家不以救濟為最大的生存使命呢？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在每次國內以致國際遇災時，不是拿出比其他富國相約的金錢來麼？平均而言，香港每人投入慈善的花費，冠絕全球。但當反身自省時，我們是否將已陷入顛倒過來的，將平常的死亡、慾望提升到崇高的層次，以達到自戀式的手淫之中？

 

回到我們最開初關乎陳太行在12月4日的人群中。陳太的崇高，充當了太不平凡的位罝，令到在遊行前各界估計上街人數的關注頓失意義。本來多少人上街遊行，成為了一種極有意義對事情態度的說明，但現在，陳太的出現，有過之而無不及將這有力的數字淹蓋了。就是陳太這種偽病徵的出現，給人想入非非，設想她作為民主的救星以膜拜，然而，她沒有新的議程、沒有構成目下不同形勢的角力，反而，令到最沒權的人民力量再次踏上英雄崇拜的意識中。第一個英雄是曾蔭權，他在董建華之後成了我們香港人的良心與英雄。但理性的香港人，難度看不出今天的香港要比港英殖民時期更加殖民地的管治嗎？目下的香港，在當家作主的事情上，我看要比董建華時代更倒退。現在還要仰賴英雄救港，未免又回頭起初的時候，難怪政改方案可以原地踏步！

 

在太接近的距離下，要重新分清潔與不潔、日常與偶然、不凡與崇高。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是斷裂了的慾求。我們力圖將崇高變得自存、生存變得理所當然，一切都再不需要平凡日常來承托著。公民社會，在本來應以人民為重的位置上，給倒置了的崇高英雄取代了。

 

「寫於2005年12月15日」

近一整星期沒有寫文，收視率不跌反升，奇怪。

 

近日有幾件事記一記，就當是給自己做個記錄。

 

一、世貿：

有趣的是(可能發生的)暴動成為了世貿的焦點，而不是會場內討論的議題。場內場外是兩個世界，會內沒多人理會。會外卻因有戲有故可述，便給傳媒炒作。我期待著會場內所達成的結論，能與會場外的示威朋友結連上來，但不是激起進一步的衝擊，而是示威人士的訴求得到了滿足。畢竟，會場內的都是有權話事的有識之士，他們擁有了權柄，很希望他/她們能為生活在生死邊陲的人帶點安慰。

 

二、文字：

在部落上寫文字，或對文字的嘗試是我認真地做著的，旨在有人讀後衍生回應討論。我希望朋友們能在留言後給予一個電郵或網址的連結，不要寫了一個暱稱，又留了一些無助對文字圖片繼續討論的說話便離開。若朋友相聚，說聲早，那直接致電給我好了。

 

說回文字，近日讀米蘭‧昆德拉的《慢》。早前寫了兩篇關於慢的文字，又到過商務看了一本關於慢的消閒讀物，但總沒有了昆德拉的《慢》來得有深度。大文學家果然非同凡響。《慢》，以慢的速度來讀，每翻數頁便給我來個很深的認同和刺激的反思。昆德拉的小說不太故事化，他好像嚮往一種深思多於說故事。散落在東西南北的角落裏，給他以敏銳的目光，細膩的文字，記了下來。有兩句我很喜歡：

 

「慢的程度與記憶的強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與遺忘的強度直接成正比。」此句之前有一個很生動的生活例子。

 

「麻木不仁的人才會心甘情願讓名氣壓得抬不起頭。」

 

最後，我認為文字的創作，較文字作為一種報告來得有意思得多。然而，在部落上寫東西，發揮的餘地更廣。所以至今才寫做不休。

 

三、朋友：

近年很想交朋友，一些有意思的朋友。不是為了增廣見聞，這從書本中也可以找到。希望有些朋友可以交流一下，甚至可以給我仰慕。感恩的是在努力下找到了兩三位，全都是我愛談愛跟他們聚聚的。

 

想起數年前，有友人曾說，隨著年紀漸長，能結深交者已很少很少。今天的我，仍然希望以真誠信任來交朋友。

 

「寫於2005年12月14日」

法國稱帶著使命穿衣著的人為dandy。如何才是帶有使命去穿衣呢？這裏涉及本雅明所說的回憶和遺忘觀念。

 

所謂時裝，主要是一種對舊事物的回憶，我們一般以「復古」來形容。這種復古中的古老，很多時都是次文化，在主流之外，又或是被主流規範之後而隱沒。我們以往會見到三點式比堅尼的熱潮，雖然在文化上它曾風靡一時，但同時間，卻為政治道德主義者所禁制。

 

對於次文化，我們很容易便遺忘了它，時裝就是將這些文化事物從遺忘中以回憶重現眼前。如此，這種回憶的工作，在時裝的出現時被遇到。縱然時裝有許多時候都不會被穿上街的，但在天橋上的model，將時裝展現時，所引來的不單是評頭論足，而且更帶來一種欣賞，甚至深思。這種複雜的反應，帶引出對主流的反抗可能。

 

當我們走到街上，清一式的衣著打扮、髮型和LV手袋，都不可以說是時裝，更枉論稱為dandy，如此大量複製的衣著品味，大量複製的言談舉止，不量複製的資歷認可，充斥社會；我們需要時裝，藉著回憶，重新發現被遺忘的事物，向著理所當然說「不」，重尋講求不斷進步下所失落的自然。

 

延伸讀本：馬國明著：《馬國明在讀甚麼》。

 

「寫於2005年12月3日」

相處多年，終於要離婚了。

 

好一段日子為了兒女的幸福，勉強維繫著一段只有性而沒有愛的關係。那時，性是不知所謂的，是一種純肉慾的橫流，其中像《親切的金子》那位白老師與太太一樣，吃飯、做愛、吃飯，一切都看似淡淡的，但暴力在嘶叫著，痛苦的呻吟由心發出，衝到口中變成沉靜。

 

究竟誰是誰非，一下子很難說得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對於下一代，那無聊的維繫幾乎帶來更大的創傷。是一種為免內疚的自我心理補償，放大了離異後兒童的可憐情況，但其實一切都是沒有意思的，那種孤兒仔的想像是不會發生的。一切心理成長輔導都只不過是回溯性騙局，勉強地成了一種無形的禁令，維持著婚姻——一段碎得不可再挽救的婚姻。

 

丈夫。我最後一次以這樣的稱呼呼喚你，算為一種對我倆關係的道別。這道別是必須的，以後各行各路，誰也不再為誰添煩添亂，甚至在對方心中製造波動。一切都留在過去，我也靜待明天一種跟過去創傷道別的曙光，暖暖的照在我的心上。好日子，在悲痛漫長的回憶中要綻開。永別了！

 

在離婚之後要重新振作做人，不容易。放不下，是因為以往太痛，在惡夢中驚醒時全身已麻木，全無知覺。我彷彿要靠著你給我的那份為外人所認為的劇痛，稍稍叫我仍然有著對身體的反應，以確立自己還是存在的。以前聽過，患上痲瘋病的人，因神經系統受損，一切感覺全失，這天傷了手，那天損了腳，全身毫無感覺，待皮肉也變壞，最後要切除，雙眼也是因這種沒有知覺而失明，一切都不知不覺，慢慢地離我而去，最後到達心臟。

 

這是一個漫長無望的經歷。它帶給我的究竟是甚麼？

 

一下子，我不再有甚麼抱怨，腦際一片空白，是一份恬靜，是一份對自己的放手。它可能為我添過一下子的快樂，給我有過戀愛的感覺。今天這一切還是值得回味的。

 

離婚之後，我會否再有另一個春天我不知道，大概要來的時候，我希望獲得你的祝福。若它沒有造訪，我也學會了自愛，生活也可以悠然自得。

 

「寫於2005年11月22日」

悶透了！上至特首、下至打工仔，統統都用上了一句：「要理性討論。」彷彿要立於社會，「理性」是那條必要拿出來展示一下的陽具。沒有理性，就等同於沒有陽具。按拉康的名言「女人是不存在的！」，其中所指的是女人沒有了陽具言指符，所以便不存在。故此，沒有理性，你大概會被定性為野蠻人，是缺失了文明的指符——理性。

 

有趣的是，一個理性的人，是否也是一個懂得認清世界之大有一種東西叫意識型態？一個有理性的人，是否也確知自己所知的往往是無知？(蘇格拉底言)若這兩個理性的認識是成立的話，理性的人其實應是常常以身犯險的人，因為他/她是隨時對準著錯誤出發。這樣說，不是指到我們立於真理，並向錯誤宣戰。情況可能恰恰相反，是我們將自己暴露於錯誤之中，面向錯誤，以力求尋索真理。我們每個人都身陷錯誤之中，這是生活經驗帶給我們的常識，這裏也說明了理性有其限制。

 

近日常聽到有人說自己是理性的人，但在思維上卻有不少矛盾出現，毫不理性。我想，他/她們所說的理性，很多時是相對於感性而言的。換句話說，感性是沒有多大的價值，或說得中肯一些，他/她們多以理性來審定感性，將感性安置於理性之下。如此，自命理性，其實是出於一種害怕，害怕自己在以理性掛帥的世界中消失，因為這個理性世界對感性存有太大的敵意。這種不被重視甚至懸空的心理壓力，構成了我們有理冇理拿出理性二字來的原因。

 

今天看來，理性已成為一種藥物/手段，用以平伏失落之心，用以搬弄權術爭取「民意」，用以化裝作有識之士耀武揚威。或者，是時候重新提醒自己理性有其自身的限制(不論狹義或廣義而言)，也為感性作更多的體會。

 

理性，恰如全球經濟宣傳的「自由貿易」。陸叔(陳永陸)在宣傳12月假香港舉行的世貿部長級會議的短片中，呼籲我們要支持世貿。看後，令我不安。心想世貿的自由貿易與茶餐廳的伙計和打工仔茶客有甚麼相干？自由貿易真是和豉油雞翼差無幾。若大家都把自由貿易掛在口邊，以為自己走在世界的前端，而不談自我保護，這跟隨便在公眾地方裸露身體其實沒有兩樣，結果必定是「蝕底」！

 

許多時候，率性較矯揉造作的理性掛帥更直接通達事物本身。

 

「寫於2005年11月20日」

在《罪惡城》(Sin City)中有一幕是這樣的：參議員兒子被哈迪根(Bruce Willis飾)打到半死，子孫根也被射爆，但參議員沒有把哈迪根的命子了結，反倒用盡方法醫好他，還替他治癒心臟病，目的是要令哈迪根入罪，自己則在社會大眾前表現出公正公義的一面。在病房兩人的對話中(其實只有參議員說話)，參議員說了一番老掉牙的說話，指出謊言的威力：他認為只要所有人都跟著他說一樣的謊言，大家便會信以為真，也沒有人理會謊言本身的真偽。

 

上述情節，可能是Frank Miller原著為直插美國政客的偽善而創作的。對我來說，《罪惡城》的說教意味重得可以，只是以暴力、向腥手法來表達，才令他躋身三級片行列而已。

 

說回正題，對於謊言，近日有一個新的體會。

 

友人的丈夫有婚外情的前科，友人因外出公幹，數日內未能與丈夫接通電話，靜下來的時候，苦惱憂鬱。她一直懷疑自己的丈夫又再度對她不忠。幾日過去了，友人終於與丈夫聯絡上。丈夫的解釋大概是：在第一晚因夜了下班，而回家的路冷清又危險，故拆返公司過夜。後因怕太太生氣未平伏，所以自我收藏數天而後才致電。

 

友人聽到這樣的解釋，深信不疑，高興萬分，如釋重負。我心裏卻認為如此的謊言，小朋友也不會信！但因見友人之釋放，不忍與之討論，免得她尋根究柢，最後又跌入傷痛之中。

 

謊言，本身是不能自足的，必然要在表示信賴之下才可以成立。而所謂謊言的被戳穿，若還未經過信任的過程洗禮，謊言也只不過是在一個前期階段，未成胎，便給打落了。一個美麗的謊言，要如奧斯卡電影《一個快樂的傳說》(Life is Beautiful)一樣，父親每天面對納粹管理，但卻不斷說謊，讓孩子以為父親在跟他玩捉迷藏遊戲。當孩子成長後，謊言給予轉化，為觀眾詮釋為父親對兒子的愛。斯時，謊言的欺騙成份便不著痕跡地自動取消。

 

另一齣電影《大丈夫》，描寫得最有趣的是最後一幕：當曾智偉回家，毛舜筠處之泰然(他倆飾演結婚多年的夫婦)，對丈夫外出偷食表現得毫不知情。這一幕，其實毛舜筠和曾智偉大家都知道大家，男的知道女的知道自己偕友偷食，女的也知道男有蠱惑。然而兩人心照不宣，這除了是小男人和小女人的生活樣版解說外，還是對謊言威力的一次取消表現。當曾和毛都知道彼此在說謊，這時謊言其實跟Slavoj Zizek對粗言穢言的理解一樣，顯得毫無殺傷力，並成為助語詞甚至一種友善的交流。

 

謊言要被信任，這樣謊言才能順利誕生，這在於接受者對說謊者的為人的一種感覺體會，較於謊言的內容。在此要嘗試先指出，謊言並不是純粹以對錯來分，這也不是我在這裏要說的。我甚至認為謊言的重點可能都不在於說謊者和接受謊言者身上，而又在於說謊者和接受謊言者。之所以不在於，是因為謊言本身獲得意義的凝固時，已是一種自存的事物，獨立於發放和接受者，它本身有著時空的穿越能力；而又在於，則是因為這穿越能力又回歸到說謊者和接受謊言者心中發生當下功效。

 

布殊在出兵伊拉克的問題上，我想國際甚至美國公民也不會白痴地信以為真，以為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足以危害全球和平。之所以美國能順利出兵，布殊又繼續以維持世界和平而連任，大部份是因為九一一的創傷，並對九一一所產生的恐怖心理所致。所以布殊及後對出兵的解說，亦由最初的武器問題轉移到誇大伊拉克對國際的危害，並將拉登的帳也算到薩達姆的頭上去，以讓民眾的恐懼有著連續性。對於接受布殊謊言的人而言，說他們投入了布殊鷹派陣形的意識型態幻見會較為洽當。當然，在布殊這我們認為是說謊者那邊，我們也可以用相同的意識型態理論來理解他說話的動機。

 

同樣地，一對打得火熱的男女，男說甚麼，女的也信；女的一切，男的也依從，其中如「你很美麗」、「今天你很特別」等說話，一律全單照收。然而「你很美麗」和「今天你很特別」究竟有多少欺騙成份，確實不重要，也無從追究。從旁人眼中，那對是奇貌不揚的男女，但在他們彼此之間，卻交流著一種信任，以支撐著我們看來是「謊言」的甜言蜜語、油腔滑調。

 

我們是活在一個偽鈔充斥的社會，只要有偽鈔的新聞發生，大家便人心惶惶，就是拿著一張真鈔時，你也會先以偽鈔它是假的。對於友情、對於親情、對於愛情，我們今天一概以假設為陰謀相對，希望日子久了可以驗證。然而，這份驗證最終是會被宣告無效的，原因是當你產生出驗證的心思，你與信任的距離便即時被拉開。此時，你需要感受到別人給予你的愛和真誠，但這一切，只能在當下發生，而不能永存並擁有，以便留待日後享用。所以，你的驗證意念其實沒有被取消，只不過是暫時給冷卻下來。今天，可能我們真心真意相對，但他朝伴侶變心，你回頭看，然後便會宣告：原來以往一切真是「假的」。

 

在這裏，我們觸及了關於解釋的問題。由於事情發生都是此時此刻的，然而語言卻將它固定，並留待日後進行品質檢定。所以我們都像活在兒童波波池子中，為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物進行著解釋時，就從波波池子中找出符合那時普遍意識的來，其餘的，我們選擇不要，因為它們是多餘過剩的。這道出了解釋的回溯性性質。我們可以從鬼故事中找到這樣的例子。

 

傳說你只要對著鏡子，在午夜十二時正，批蘋果皮而不斷，你便能看到你未來的伴侶。若在過程中批斷了，你的另一半便會有事發生，甚至生命危險。一位朋友打電話上電台節目，說出她的朋友如是做，結果批斷了蘋果皮；在斷的一刻，她隱約看到呈現在鏡中的伴侶面上有一條疤痕。過了數年，這個朋友結婚，下嫁了一個皮光肉滑的男子。不到很久，這個友人的丈夫不幸撞車，意外後面上留了一條疤痕。這位聽眾和其友人都異口同聲說：邪！你咪話唔信！

 

那個批蘋果傳說是否謊言，人言人殊。有宗教背景的人的解釋是，靈界事物，不可不防。言下之意，他們信以為真，但真不在於那傳說的內容，而是操作傳說背後的力量。對於篤信分析哲學之朋友，他們可能會進行語理分析，給你道出故事前後的矛盾，從而推論它的可靠性有多少。而對於篤信鬼神之事的人，對此深信不疑。這一切都是建基於一套意識型態之中，其本身都存著一定程度在解釋上的限制及衝突。而意識型態的運作方式，就是將一切與之相抵的部份刪除、吸收、消化，謊言會在其中經歷著再解釋。

 

我們可以這樣去想謊言。它的意義不在於句子內容結構部份，因為那只不過是一堆文字。若說是說謊者的動機麼？這又會出現追尋分解意識型態的局面，而其中決定真偽的尺度，是那份皈依他者的信任。信任，是謊言萌芽和成長的土壤；沒有了信任，謊言基本的力量會被取消。如此看來，我們當投入信心建設關係時，我們也需要有接受謊言的準備，被謊言所傷，帶來的是對關係的一次檢證。持續地給傷害，關係在壓根兒也應是深刻的。

 

當受謊言傷害時，我們或會選擇離場，但實況是，我們給傷害後，感情的深度才弔詭地展現出來，這時，感情把兩人破裂的關係維持在一種再度產生謊言的可能張力下，令人痛不欲生。

 

「寫於2005年11月17日」

《戀愛地圖》，一齣不大起眼，由東京、台北和上海三個地方的青年戀愛故事組成的電影。

 

三段故事有著共同的元素：失戀和語言差異。失戀是背景，一段又一段的友情、愛情圍繞著這主題發展開來。

 

剛失戀的人，期望破鏡重圓，久了，便希望從傷痛中復原。我喜歡《戀愛地圖》的台北篇。

 

「台灣女孩阿思(范曉萱飾)失戀了。為了打發因失戀而失眠的夜晚，阿思不顧鄰居嚴重抗議，做起了木工活兒。終於，阿思做好了一個大書架，但是她發現自己一個人無論如何也無法把這個書架抬起來。失望之下，阿思打電話叫來了前晚在酒吧和她搭訕認識的阿鐵(加瀨亮飾)」(雅虎故事摘要)阿鐵是日本人，普通話只懂少許，兩人溝通要用上不少身體語言，指手畫腳。後來阿思偕阿鐵去找她的男友。男友不肯相見，並對中間傳話的阿鐵向阿思說了一些話，但奈何阿鐵連聽也聽不懂，只將記得的普通話音節說出，任他如何努力，最後也不能將說話重組。最後阿思以阿鐵的傳話內容問阿鐵，若一個男仔跟一個女仔說這些時，是怎樣的一回事？阿鐵答：會笑。

 

誠然，對失戀，對感情，實在有太多不能言傳的部份，簡單而言，它不能被固定下來或以言語來取代。那份與男友的關係，阿思深知不能挽回，在風雨之中，乘著阿鐵的摩托，穿進隧道，一份溫暖油然而生，他向阿鐵說了一聲多謝。雖然隧道的另一盡頭還會遇上風雨，但阿思並不孤單。一份釋懷，在他們離開前度男友的住處，阿思背著那地方舉起道別的手開始。

 

 

「寫於2005年11月15日」

內疚，是對於某人某事的一種自我反應，表示自己需要為別人現今的結果/處境負責，其中帶有不少自戀和強迫症的痕跡可以遇到。

 

某人會因沒有在親友需要時施予援手而感到內疚，又或沒有在親友在生的時候給他/她關心/關心不足而內疚。內疚，都是為別人得到了不好的結局時，為自己找著一點出路的行動。這出路之需要，源於我們都是活在與別人相依為命的關係中。

 

要找尋自己，處處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這叫自我中心或自殺，自己始終也是找不上的。這等人不會為別人的生死而動情，別人的事從來就觸不及他/她，他/她可以說是以為自己是自足地活著，精神病！惟有活在他者之中，人才有談倫理的可能，有建構自己的可能。電影《About a Boy》，Grant Hugh說自己是生活在孤島上的人，所以跟女人的關係都是玩玩而已，沒有想過結婚，即沒有打算承擔別的生命(電影中結婚代表著承擔)。但片子結局，他發現了自己，發現了別人，發現了愛。

 

內疚的出現，給人帶來身心靈的消耗，使人變得憂傷。然而，在內疚中若能對自身的不足破碎有所感悟，還是一件好事。只要在你意識到內疚的深淵要吞噬你，而你需要及時在不能挽回的一刻前抽身醒覺便功德完滿了。

 

「文章寫於2005年11月15日」

據《時代論壇》本年11月2日的網上消息得知，在10月30日晚，「三福、YMCA及影音使團合辦「天使行動...假中環立法會旁邊舉行嘉年華，藉健康詩歌及信息回應鬼魔橫行的萬聖節文化。」而三福總監李鴻標牧師表示，「整晚氣氛不錯，活動目的是牽起風氣，期望教會、學校在以後的萬聖節都可舉辦活動作正面的回應。

 

這類文化抗衡的活動，在香港基督教組織好像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追溯上去，我們可以從教會在佛誕舉行布道會開始，今年更有教會在長洲太平清醮玩遊行。奇怪的是，將佛誕、打醮和萬聖節三者相稍作比較，以基督教教會及組織的口徑一致而言，在萬聖節搞抗衡，較佛誕及打醮的響應明顯得多。有甚者，在打醮的事上，牽頭的長洲某教會更被批評為激進。何解？是因為萬聖節的罪名及邪惡比佛誕和太平清醮更甚？是因為很多基督徒都會在萬聖節搞派對慶祝一番，而佛誕和打醮則不會，所以教會組織也要來個及時教導，將誤入或可能誤入歧途的青年信徒導入正軌？

 

 

當然，若要追究萬聖節的惡，可能其消費主義成份更加值得批判，這點在佛誕和打醮上不大明顯。但無事出街小破財，基督徒青年男女到中環參加完嘉年華會，難保也要幫襯周邊食肆，最終也難免參與消費行動吧！為何萬聖節的文化抗衡不是勸導各位安坐家中，祈禱靜思，而是出街參與嘉年華？這是否出於一種「反正你都會出街慶祝，我就在街上捉住你，以免你多行兩步到達蘭桂坊」的思想。

 

 

萬聖節有一種狂歡的味道，有人扮鬼扮馬嚇人，有人被嚇，大家不亦樂乎。這時追究萬聖節作為西方民間鬼節的歷史背景，在今天萬聖節日裏，其實已失去其意義。這就等於你在農曆新年還硬要說年獸的故事，從而禁戒人不要慶祝新年一樣無聊。典故是要講的，但典故還典故，現象還現象。在香港，我想沒有人相信萬聖節真是有鬼出沒，反而盂蘭節鬼門關大開的說法較吸引信眾。這跟靈恩所說的地域性邪靈意識相約。萬聖節都是外國人的節令，中國的鬼鬼怪怪，還是以中國節令出沒才合理。

 

 

對狂歡的追求，是因這城市沒有了可集體狂歡的日子，而萬聖節恰好被改造進化為這類的節日，讓人可以暫且放下猜忌，透過以鬼面具化妝打扮互相交接，從本來的恐懼中獲取釋放能量。

 

 

節期是用以觸動人的感情靈魂，使人跳進另一種時空，讓生命經驗消盡的過程(Georges Bataille)。消費主義和商品化過程後的萬聖節，徹底地將其宗教成份世俗化，這或許在屬靈層面上可以作為消費主義和商品化過程的功德，使其神鬼的對立得以取消；換上的，是一種在節令和狂歡之中「去上帝」的狀態。筆者認為，萬聖節的惡，真是在此：一種對上帝的熱愛達致狂歡/狂喜的節令意義給取消，是當前對節期批判的重點。

 

 

使徒保羅曾經對信徒說：若他顛狂是為上帝，謹守是為你們。大衛王將約櫃運往大衛城時，聖經記載大衛在耶和華面前跳舞，有說他失儀，陷入一種狂喜之中。這些都是人向上帝的一種可能的經驗：一種狂喜的反應。這種反應不能以理性或言語來解釋及描述，一切言語將頓時失去效力。這份向上帝的狂喜開放，從基督教會中幾近絕跡，筆者看，靈恩運動的可取，就是在此，她提醒我們，狂喜能在上帝那裏找到，應與節期、奉獻扣連在一起。

 

 

文章獲刊登於基督教《時代論壇》第九五零期。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