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般人而言，集體回憶的所指，大概是一些童年少年時跟朋友一起做過的傻事，那可以是一起偷東西、一起「出貓」作弊、一起旅行、一起打架......。

近日收到電郵，是教會朋友寄來的。他們在憶述一次少年時的話劇表現。往來的電郵之間，有人提出類似「光陰匆匆」的話。我看過那段演出，也的確感到他們所曾付出過的努力。然而，他們在緬懷過去的當兒，究竟是想回到過去？還是勇往直前、繼往開來？

教會給人的印象多是講耶穌(道理)的地方，十年前的話劇，對人生追求的想法，那句耶穌便是一切答案的公式，我看今天還是沒有甚麼變化、原封不動地搬在面前！十年前的世界跟十年後的今天， 很多事情都變了，耶穌沒錯仍然可以是尋找答案的方向，但那種表述形式是否也要與時並進？十年前我們經過的生活，今天是否又可以重覆做去？

十年前，香港政府還是奉行「積極不干預」的施政方針；十年後的今天，曾蔭權給我們重覆了董建華時代那八萬五已不復存在的「突然消失變戲法」。

十年前，中國只是在改革開放的路上初見成就，香港經濟優勢仍然令港人沾沾自喜；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強起來，強得美國本土「中國威脅論」熱賣，香港由走到前頭變成現在被納入十一加五的國策的一部分中。

十年前，世界還是高唱著快樂的九十年代，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高唱入雲；十年後的今天，由二零零一年九一一改寫了整個世界，恐怖主義成了今天集權主義的新口號，但旗幟所飄揚的地方不是東歐和俄羅斯，而是整個西方世界。

十年前，全球化議題甫出場，大家還不知其面貌；十年後的今天，每一個經濟體系都要面對全球化正面的衝擊。

十年前，台灣還在國民黨黑金的政治環境中；十年後的今天，台灣經歷了民主選舉抬了一個叫陳水扁的總統上場。

十年前，香港人還在英國手下被殖民；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當家作主，我們勇敢地行出了兩次的七一大遊行。

十年前，我們經歷著成長，甚至成功；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不知所措，只好重覆且無力地彈著十年前的老調子。

追想過去，可能勾起我們很多集體回憶，但這些記憶在今天看來，卻變成了一種創傷。因為它為我們疲乏無力的信仰宣告添加格外的沉重，令原來已感到無方向的人生披上多一重面紗，愈看愈看不清前路。

Ralf Dahrendorf在上述題目下寫了一篇「九一一」的文章，其中節錄如下：

...「九一一」已經直接或間接地意味著一個巨大的震驚事件，在心理上以及對於政治體系而言都是如此。儘管以民主的名義與恐怖主義作戰，實際上這一鬥爭由於官方的立法以及民眾的憂慮而已導玫對民主明顯的削弱。「九一一」攻擊的令人擔憂的特性之一，就是西方社會的主要特徵，即民主和法治卻已經在捍衛者手中遭到了嚴重的損害，其程度遠遠超過其攻擊者。

 

最重要的是，需要採取兩個步驟為受到「九一一」後果影響的民主國家恢復對自由的信心，首先，我們必須確保應對恐怖主義挑戰的相關立法是嚴格具有時限的。當今的某些對人身自由以及民權的限制含有限制其時效的廢止條款，所有這些法規都應定期接受議會的重新審查。

 

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領導人應當力求平息、而不是利用公眾的焦慮。我們目前「交戰」的恐怖分子無法獲勝，因為他們的黑暗的觀點永遠不會贏得廣泛公眾合法認可。這也就是民主派人士應當挺身以遵循我們的價值觀的方式來捍衛它們的原因。

 

作者為德國派駐歐盟委員會前任委員、英國上議院議員、倫敦經濟學院院長以及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院長。文章刊於《信報》2006年9月12日。

Slavoj Zizek為9/11五周年撰文，題目為「On 9/11, New Yorkers faced the fire in the minds of men」，他寫道：

What, then, is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9/11? Twelve years earlier, on November 9, 1989, the Berlin wall fell.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was perceived as the collapse of political utopias. Today, we live in a post-utopian period of pragmatic administration, since we have learned the hard lesson of how noble political utopias can end in totalitarian terror. But this collapse of utopias was followed by 10 years of the big utopia of global capitalist liberal democracy. November 9 thus announced the "happy 90s", the Francis Fukuyama dream of the "end of history", the belief that liberal democracy had, in principle, won, that the search was over, that the advent of a global, liberal community was around the corner, that the obstacles to this Hollywood happy ending are merely local pockets of resistance where the leaders have not yet grasped that their time is over.

September 11 is the symbol of the end of this utopia, a return to real history. A new era is here with new walls everywhere,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around the EU, on the US-Mexico and Spain-Morocco borders. It is an era with new forms of apartheid and legalised torture. As President Bush said after September 11, America is in a state of war.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US is not in a state of war. For the large majority, daily life goes on and war remains the business of state agenci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tate of war and peace is blurred. We are entering a time in which a state of peace itself can be at the same time a state of emergency.

歷史是否會循環地出現我不知道，但從歷史裏我們往往未能吸取到教訓卻是鐵一般的事實。可憐尋常的老百姓，明明活在和平的日子裏，但卻終日被政權以恐怖危險在心中點火。

一齣中規中矩的電影﹐賣的是推理情節。這部改變自漫畫單行本的電影，在日本據說大收旺場。

買票入場的觀眾不可不知，現在上演的是上集，下集於十一月才公映。由於電影分上下集，所以能把一共十二冊的漫畫那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交代得清清楚楚，相比於《達文西密碼》與《龍虎門》，它有更多的時間。當然，電影修改了漫畫版一些繁複的情節，讓觀眾在短時間內便能把握事情的經過，很容易跟得上故事發展。

故事很簡單，講述死神將死亡筆記掉進人間，筆記主人只要依著筆記的使用規則，便能殺人於無形。本集以布局為主，主要交代筆記的物主夜神月如何利用筆記「替天行道」，而另一主角L如何跟他鬥智鬥力。故事確實隨著夜神月如何使用筆記而變得緊張起來，雖然夜神月的心理變化未能方過演員表達出來，令人信服，但電影勝在題材有趣創新，所以也不失為暑假檔期可以考慮觀看的電影。

然而兩人真正的智力對決，要在下一集才可看到。

香港傳媒很好，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江澤民文選》三冊一出，便有不少引述內容讓讀者先睹為快。在香港報導的，當然以江就香港在過去二十五年的相關部份為主。其中，江曾說：「維護香港穩定繁榮是中英雙方的共同利益。我們保證回歸祖國後的香港還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們說話算數。有人曾醞釀花數十億英磅在一九九七年後繼續租香港。我看，不要說十億，就是一百億、一千億，我也不會出賣香港。我絕不做第二個李鴻章。」

以上的一段話，豪情壯志，絕對看得出一種所謂的民族情感在其中。然而這番話若是原原本本，沒有經過後期編修的話，那是回歸前說的(報導說是九零年江會見新加坡國會議員、總理政治秘書吳博韜時說的)，那時，香港人真的有多少日朝夜暮著回歸到中國的懷抱？勿論英方繼續租借香港，就是港獨也曾有人大膽地提出過。總之，不回歸便是當時港人最深切的祈願。中國政府也深知香港人的想法和憂慮，所以甚麼創新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或市井一些的「舞照跳，馬照跑」口號推陳出新。怕就是變，這變不但香港人怕，就連中國政權也怕。因為變則亂，而在中國政府的眼下，香港不是沒有亂的本錢的，這可以上溯至八九‧六四。香港人被中共政權在八九的血腥鎮壓清潔過眼睛，不敢直望這個在八年後重新接管自己的「母親/父親」。江澤民說「說話算數」，叫港人怎能打從心底裏相信他呢？

香港人在回歸前多麼想江澤民做第二個李鴻章，就是真的可以拿十億或一百億英磅出來，這可能還不需要英政府出手，香港大抵自己將這項交易快夾妥地辦好，其中我想不乏在九七後「忽然愛國」的親中人士。當然，英政府就算把這項事情辦理好的話，最終也是從港人的口袋裏拿錢然後扮慈悲而已。

今天，港人看到江的回憶，有多少人會看到昨日的自己？回歸已將近十年，香港人會否為江昔日的講話所感動？還是我們在本身的身份意識上根本沒有長大過？